中国科研论文激增，最先冲垮的将是西方出版体系？

景点排名 2025年08月17日 16:57 0 aa

图源：Pixabay

导读：

中国科学家每年新增论文数量相当于整个欧盟的总和。这将给整个学术出版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

Yu | 撰文

学术出版咨询公司Scholarly Intelligence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科睿唯安前分析师Christos Petrou最近撰文表示，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产出研究成果，而西方主导的学术出版体系的承载能力并没有相应地调整，这种巨大的“不匹配”正将整个行业推向“不可避免的崩溃点”。

中国科研产出，全速增长

Petrou基于Scimago数据库的统计显示，中美科研产出在过去十年出现显著逆转。2015年，中国论文产出总量为46.4万篇，比美国少了34%。但到2024年，中国产出121.6万篇，比美国的74.4万篇多了约63%。如图1所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论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1.3%，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而同期美国论文产出年增长率仅为0.5%。

图1：2015年至2024年各国及地区年度论文产出量；数据来源：Scimago

而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工程学、化学、物理与天文学等核心领域，中国一国的论文产出已接近甚至超过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38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总和。

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可持续性。如图2所示，Petrou引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进行预测：中国GDP在2025-2030年间将保持3.4% ~ 4.2%的实际增长率。虽然这一速度低于疫情前的增速，但绝对增量依然可观。同时，中国正计划将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从目前的2.6%提升至2.8%，向美国的3.6%和英国的2.9%看齐。结合人均科研产出的持续提升（年增长率4.7%），预计中国每年将新增约10万篇论文。相比之下，美国白宫2026财年预算草案提议削减NIH资金40%、NSF资金50%以上。这可能进一步拉大中美学术论文产出差距。

图2：2015至2030年中国实际与预测的GDP增长率（数据来源：IMF）及各国2022年GDP中用于研发的支出比例（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西方出版社应对不足

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中国科研的爆发既带来机遇也构成挑战。Petrou指出，无论是开放获取模式下的文章处理费（APC），还是传统订阅模式下的机构客户，论文数量都是学术出版业的核心资产。中国科研产出的爆发为Springer Nature、Elsevier、Wiley等国际出版巨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扩张机会。

然而，这一爆发的背面是出版体系准备不足的现实。传统以西方为中心的编辑和审稿体系，面对突然涌入的大量稿件，未能很好协调应对。这不仅反映在编辑和审稿人的资源配置上，也体现在文化适应和质量控制机制的滞后。

Petrou调查16家主要STEM期刊发现，中国学者在编委会的占比系统性低于其论文贡献比例。在所有被调查期刊中，中国编委占比都低于其论文占比。超过半数期刊中，中国论文占比是编委占比的3倍以上。这种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复杂。Petrou在文章中推测，西方出版商可能担心中国研究者、编辑和审稿人之间形成“三角关系”，增加学术不端风险，因此在编委会构成上相对保守。这种担忧在高风险医学领域尤为明显。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是将更多工作压力转移到已有的西方编辑和审稿人身上。

在资源失衡的影响下，期刊的审稿效率显著下降。Scholarly Intelligence统计了16家主要出版商数据，结果如图3所示，平均审稿周期从2014年至2024年延长了9天，相当于全球每年累计超过8万年的等待时间。Petrou强调，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延迟实际上意味着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被困在编辑部收件箱中。

图3：2011年至2024年16家主要出版商从投稿到接收的平均周期；数据来源：Scholarly Intelligence

延迟的普遍性进一步证实了系统性问题的存在。在被抽样的12家出版商中，11家在2024年下半年的审稿周期都比2021年上半年更长。

Petrou对这种滞后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分配编辑时间延长、寻找审稿人困难增加、语言障碍都导致审稿复杂度上升。同时，为应对中国“论文工厂”等新型学术不端行为，出版商不得不引入额外审查环节，进一步拖慢流程。以《Frontiers in Oncology》为例，该期刊在Hindawi论文工厂丑闻曝光后明显放缓审稿速度。

中国学术产出质量真的很差吗？

在学术质量方面，Petrou引用Retraction Watch数据来讨论中国面临的挑战。在2015年至2024年间，中国年均撤稿率约为OECD国家的3-4倍。在某些医学领域，超过1%的中国论文最终被撤稿。这一数据经常被引用为质疑中国学术质量的证据。

同时，Petrou的分析呈现了更复杂的情况。对不同学科的撤稿数据进行归类可以发现分化显著，如图4所示：在化学领域，中国每万篇论文撤稿率约4篇，与西方国家基本持平；在物理与天文学领域仅为2篇，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但在生物化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药理学以及医学领域，中国每万篇论文的撤稿率均超过了100篇。由此可见，这种差异提示学术诚信问题可能更多地反映了学科文化和监管机制差异，而非简单的国别特征。

图4：2021年至2024年中国各学科领域论文撤稿率（撤稿数/万篇）；撤稿率基于被撤稿当年前三年的平均发表量计算，被撤稿的论文类型包括研究论文、综述论文、临床研究和病例报告；数据来源：Scimago和Retraction Watch

不过，在该文的评论区，也有人指出，“西方所谓的低撤稿率，未必代表更高的学术道德标准，反而可能暴露出调查迟缓、内部掩盖、缺乏有效举报机制等文化与制度性问题。”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西方学术丑闻——从杜克大学心理学教授Jonathan Pruitt的数据造假案，到斯坦福大学前校长Marc Tessier-Lavigne的论文争议，再到罗切斯特大学的Ranga Dias的室温超导闹剧——在一定程度上都印证了这一观点。

Petrou在文章中对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学术诚信治理方面的努力也表示了肯定。他提到：“2024年全国性研究诚信审计、科技部公开点名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厉打击论文工厂的司法指导意见，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治理决心。这些举措如能有效实施，可能显著改善中国学术声誉。”

结语

Petrou认为，从西方出版体系角度，适应中国科研快速发展需要观念和机制创新。传统的“熟人网络”审稿模式虽能确保质量，但也无形中排斥了新兴的国际学者群体。一些出版商已开始调整策略，如Springer Nature在2024年大幅增加中国编辑数量，这被视为行业转向的重要信号。

此外，Petrou建议出版商采用AI技术提升编辑效率，同时开发更精准的学术不端识别系统。这些技术既能帮助中国学者克服语言障碍，也能为西方编辑减轻工作负担，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平衡。

作为一名中国科研人员，笔者认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科研产出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虽然这一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总体利大于弊。大量的高质量研究，不仅让全球科技领域收获了更多成果，也让西方出版行业获得了实在的受益：稿源充足、引用率提升、国际影响力扩大，甚至带动了数据库订阅、开放获取服务和国际学术会议的相关服务。西方学术出版行业在享受这些收益的同时，也应积极调整，接纳并适应新的格局。而中国的学术出版也正在积极建设中。一个开放、包容的学术出版环境，将促进知识自由流动，推动不同文化和理念的交流融合。这不仅有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更将惠及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