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一种典型的人机共创实践，“AI魔改”借助深度伪造、风格迁移等数字技术手段，创衍出大量新奇、反常的符号组合和奇幻意象。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赋予了一种 “魔法”的隐喻特征，其中“魔”的能指不仅标示出技术的新奇性，更隐含着技术异化与失控的风险。AI魔改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技术驱动的符号狂欢，文化创作被异化为技术展演，并服务于技术资本的持续扩张。人工智能的“魔法”隐喻和“狂热”的技术意识形态遮蔽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感官异化、人类主体性危机和文化虚无主义，为技术民主化进程中的文化治理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命题。有鉴于此，人机协同创作范式中需重新确立人本主义的价值核心，重建具有明确公共性内涵的当代媒介文化生态。
关键词 AI魔改；人工智能狂热；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机共创；媒介文化
引言：何为AI魔改
2025年初，一股由人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驱动的“吉卜力风”图像创作风潮席卷全球社交媒体平台，这一全球性的“AI魔改”浪潮，随即引发了关于艺术版权与创作伦理的争议。在国内，近年来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影视作品和人物形象进行颠覆性改编与再创作的AI魔改现象，已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兴的网络文化形态，并主要基于短视频平台实现病毒式扩散。
所谓AI魔改，是指利用如深度伪造（deepfake）、风格迁移（style transfer）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原有影视、图像或音频内容进行颠覆性改造，刻意打破现实逻辑与既定叙事框架，生成具有强烈荒诞性、反差感和超现实风格的视听内容。这类作品通常通过角色替换、时空错置、风格混搭等技术手段，制造出既熟悉又陌生的“魔幻意象”。例如，将古典文学人物植入现代语境，或将严肃历史题材改编为戏谑风格，从而形成认知冲突与视觉奇观。其核心特征在于技术驱动的创造性破坏，既是对原作的解构，也体现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自由度和可塑性。
随着国内外多模态大模型的开发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范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文艺创作的技术门槛，用户仅需输入简单指令即可实现内容的即时生成与创意转化，这一技术进步直接推动了人工智能生成文本、图像、音频和视频内容的极速增长。然而，AI魔改技术在激发大众创作活力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版权争议与伦理隐忧。国家相继出台了《管理提示（AI魔改）》和《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以规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和传播。
在法律规范层面之外，AI魔改视频的流行作为人机共创时代的典型文化现象，具有深刻的技术文化意涵。在数字媒体生态下，视觉影像的生产早已突破传统摄影术的光学再现原理，而转向数据驱动与算法生成的创衍模式。人工智能生成影像的增殖彻底解构了传统影像的索引性（indexicality）基础，使视觉符号生产不再受制于物理现实的“踪迹”。因此，AI魔改中的“魔”实质上表征着一种由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符号生成新范式，标识着基于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对社会知识生产与传播逻辑的重构，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媒介化实践形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经验世界符号和数据的处理机制与人类认知存在本质差异，其依赖于统计相关性而非对于语义和语境的理解，这种基于模式识别的认知方式可能催生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正是基于这种认知范式的革新，人工智能技术具备了某种“魔法”特质——它构建了人机协同的想象机制与视觉生产系统，这一系统超越了传统经验世界的局限，正在形成全新的视觉文化表征体系。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尝试通过对AI魔改视频的“症候式阅读”，对这一新兴文化现象进行深度剖析，重点解构其技术生成机制、社会文化动因及其蕴含的技术意识形态。通过这一批判性分析，本研究期望就当前AI魔改实践中存在的若干关键问题展开讨论，探索如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机协同创作范式中重新确立人本主义的价值核心，以实现技术应用与文化创新的良性互动。
一、魔改的生产机制：人工智能的“魔法”隐喻
AI魔改是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魔法”驱动的符号生产。相对于“人”，“魔”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不同于“神”，“魔”时常代表秩序的破坏者。 AI 魔改中的人工智能行动者正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超自然的力量，超越既往经验的想象力和生产力，因此，可被视为一种“魔法”。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对经验数据的推理计算进行符号生产，人类通过提示词（prompt）调用数据实现符号的自由拼贴，这一新型人机共创机制以数据驱动和自动化生成为核心特征，将非经验的拟像和幻象转化为可流通的文化符号，是AI魔改视频兴起和流行的技术基础。
（一）数据驱动的符号生产
AI魔改是由数据驱动的符号生产，经验符号经由一系列的技术装置，包括软件、硬件、算法和数据集等，被转换成数据，继而被人类的指令所调用，最终生成非经验、“超真实”的拟像符号（simulacra）。通过建立同时涵盖对客观世界进行模仿、仿真和拟像的媒介再现体系，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获得了一种与人类想象力极为相近的文化势能。这种从经验到非经验符号的转化和拟像生产机制，揭示了数据驱动范式在影像创作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数字影像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光绘”，而是通过算法处理的数据产物，是一系列数据的聚合体（photography as data assemblage）。
在这一过程中，拟像的创衍与增值完全依托于数据和算法的运作机制，人类经验结构与原始参照系发生剥离，并在这个超验结构中不断生产自我指涉的符号和意象。 将物理和经验世界转化为数据，并基于数据和计算实现自动化的拟像生产，其本质是对人类主体感官和经验的异化。但是这种异化在魔法的隐喻下被指认为新知。通过海量数据的概率统计与计算分析，人工智能工具能够揭示超越人类认知极限的潜在关联性与新规律，拓展人类的知识边界。但是这一认知范式的革新完全依赖于数据容量和计算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完成了自我“物神化”的转变，逐渐演化为一种旨在维系数字媒体生态乃至整个科技资本主义体系的软性精神力量。
然而，依赖数据的符号生产机制在知识生产层面存在显著的局限性。以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为例，作为世界模拟器，该系统构建了一套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通用形象”，从而实现了文本语义与视觉形象之间的符号转换机制。这种表征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均值图像”（mean images），它们并非源于对客观现实的指涉性再现，而是对网络图像数据的概率分布计算，因而不再反映事实或真相，而是概率和统计的结果。这些图像模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呈现出一种“社会平均值”，固化网络数据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由机器学习生成的图像会放大数据集中隐含的社会偏见，导致生成图像的刻板化 。这一问题在AI魔改中则表现为：尽管魔改内容具有新奇性，但普遍存在同质化倾向。
（二）符号的自动化生成
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了视觉内容生产的自动化进程，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也引发了创作主体从人类向机器的偏移。随着机器视觉（machine seeing）体系不断成熟，其通过算法和数据实践重塑人类的观看方式；影像的生成和解读也不再依赖单一的人类视角，而是由跨平台的数据处理、算法决策和硬件协同共同完成。在此过程中，人类的认知主体身份发生偏移，他们既是触发者也是反馈者，但永远不再是绝对的控制者。这种协作模式揭示了影像创作的“过程性”本质——图像并非静态的瞬间记录，而是算法与人类意图不断协商的动态产物。这种人机互动和协商的过程使得影像的生产变得更加动态和不确定。由于人工智能绘图工具生成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用户常常需要反复调整提示词，这一过程被戏称为“念咒”，而最终得到的结果则被称为“抽卡”。将 “提示词”称为“咒语”的比喻形象地描述了人类通过文本指令来 “召唤”人工智能生成特定内容的过程，类似于魔法师念咒语施展法术。人机共创的不确定性既反映了人工智能作为创作主体的自主性提升，也强化了其技术“黑箱”的“魔法”特性。
同时，自动化机制还会引发并传播人工智能幻觉（hallucination）。人工智能幻觉是算法在追求语言流畅性与形式完整性的过程中，因语义理解不足而产生的系统性认知偏移——当模型为填补信息空缺而过度优化时，便会自动生成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文本。因此，人工智能幻觉时常被类比为心理学中的“虚构症”。在一定的条件下，看似合理实则虚构的幻觉文本会被不断调用，形成递归的内容流，生成大量非真实信息。不过，人工智能幻觉亦存在创造性潜能。若突破传统错误/正确的二元框架，非常规输出可成为艺术创作与思维创新的催化剂，而大模型通过非常规联想生成的“非预期答案”，也可以是机器想象力发展的过渡阶段。
人工智能幻觉与数字文化实践中的AI魔改现象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二者共同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符号秩序建构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当算法系统无法建立符号与指涉物之间的稳定关联，其生成的内容便注定要面临严峻的意义危机。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当“象征界”（the Symbolic）失效和瓦解后，被压抑的“实在界”（the Real）便会以创伤、梦魇和幻觉的形式强行闯入。但是，人工智能幻觉并不完全是实在界的闯入和回归。相反，人工智能系统由于无法触及客观实在，故而只能在象征界的符号秩序中构建形式自洽却脱离现实的幻象（illusion），维系纯粹符号系统的运作。不同于“超真实”（hyperreality）的拟像，幻象是对真实存在的错误感知或解释。人工智能幻觉在人机共创的过程中以幻象的形式得以呈现，例如怪异的手指图像。与之形成镜像关系的是AI魔改中的幻象，例如手持枪械的古人、骑摩托车的唐僧师徒等。这些幻象是幻想（fantasy）的产物。它们既不符合经验世界的逻辑框架，也超越了人类理性认知的边界。人工智能幻觉与人类幻想通过持续的人机交互与协同创作，经由数字装置转化为可流通的幻象符号。这些幻象一方面被重新编码为具有娱乐价值的“奇观”并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成为可流通的文化符号；另一方面也时刻刺激人类利用技术生产新的幻象，并将这种非经验的幻象符号转化为一种风格化的表达。人工智能幻觉和AI魔改互为表里，深刻暴露了数据驱动范式下的“技术图像”中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表征系统失序。
当大量脱离经验基础和客观事实的幻象被无节制生产时，媒介文化或将面临视觉过剩与意义缺失的悖论和困境。若不加以批判性审视，AI魔改很可能演变为一场脱离现实根基的符号狂欢。AI魔改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想象力机制的文化转译过程，其背后反映的是数智时代人类对技术能动性的集体想象与仪式化狂欢。这种狂欢既包含对技术魔力的崇拜，也隐含着对传统文化生产权威的解构冲动，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数智时代文化症候。
二、魔改的文化表征：基于“魔性”表达的符号狂欢
AI魔改中的“魔”不仅指技术对初始内容的改造，还隐含着形式与风格上的某些反主流特质。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的超现实表达，AI魔改视频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魔性”（enchanting/viral quality）。“魔性”本是一个佛教词汇，指“恶的本性”或“惑乱心性的力量”；而在当代网络文化中，它被青年数字创作者群体重新界定为特定事物所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与成瘾性，是一种常见于游戏、短视频、网络流行音乐的青年亚文化风格。AI魔改视频通过深度伪造、风格迁移等技术手段有意图地制造与现实逻辑背离的魔性意象。在平台算法流量激励机制的助推下，这种魔性风格不断进行迷因式的扩散和循环，最终汇聚成一场对幻想性、非经验性符号进行无节制创衍的狂欢活动。
（一）亚文化的符号生产
AI魔改作为一种数字亚文化现象，通过夸张、颠覆和戏谑的方式解构经典文本。这一文化实践可追溯至早期网络恶搞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该作品通过对电影《无极》的挪用与重构，引发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价值冲突。这类恶搞文化体现了巴赫金所论述的狂欢式反抗——平民大众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贬低、歪曲与戏仿来抵抗阶级秩序和日常生活，是建构另一种生活的文化策略。数字时代的狂欢从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符号的互动。这种符号狂欢虽具解放性潜能，但很多时候仍囿于乌托邦式的想象。当人工智能技术介入这一文化实践时，技术赋能虽扩大了创作自由，却也导致符号脱离其历史文化语境，最终消解了文化抵抗的批判性维度。
AI魔改中除了小部分粉丝二创作品，绝大部分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完全剥离初始语境的纯粹符号拼贴。例如，在AI魔改的《甄嬛传》短视频中，原剧片段被改编成现代生活，并进行跨文化混搭。这些AI魔改视频打破现实逻辑，对原剧进行夸张、荒诞和超现实的叙事解构，迎合了追求纯粹感官体验的网络流行文化，形成“魔性”传播效应。AI魔改尽管也是利用技术工具对原有媒介作品进行的再创作，但其与此前的“粉丝二创”文化实践不尽相同。
粉丝二创借助媒介技术，运用戏仿（parody）和拼贴（collage）等手段对既有文化文本进行主动的挪用与再创作，使其符合自身的情感需求与社群价值观，是一种典型的“文本盗猎”（textual poaching）实践；在这种实践中，粉丝绝非被动接受者，而是不断做出主动选择的“游牧者”，他们在不同文本间流动，通过截取、拼贴、改写等方式赋予原文本新的意义，形成“另类快感”。文本盗猎作为一种参与式文化，固然受限于平台算法和版权规范等外部力量，但依然明确承载着数字文化生产的民主潜力，其本质是粉丝通过盗猎式的挪用与消费策略实现对有影响力的文本意义解释权的争夺，目标在于颠覆有权力和资本背书的机构话语垄断。例如，电视剧《甄嬛传》的二创作品都是基于角色人物表情、台词和镜头素材创造衍生作品，是高度语境化的意义生产。这一类创作不仅体现了创作者个体的丰富想象力，同时是围绕《甄嬛传》文本展开创作，体现了创作者通过意义共创实现情感互动连接的渴望。
如果说粉丝二创基本上是一种尊重多元化的集体意义生产模式，AI魔改则基于截然不同的生产逻辑。AI魔改是一种带有个人狂热色彩的炫技与追逐，其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主导的表层娱乐生产，而非意义重构。创作者仅将热门剧集视为素材库，通过拼贴热点元素（如网络热梗）制造短期爆点，既不遵循原剧设定，也不如剧粉通过同人创作拓展剧情或参与粉丝社群的语义共建。这种剥离了语境的意象创衍主要由两个原因促成。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魔法”将经验符号转化为数据，再经由数据统计和计算实现拟像符号的大批量生产。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的符号内容在本质上就是被剥离了现实语境的数字编码产物。构成AI魔改文本的符号是“非历史”的，这意味着图像脱离经验世界的约束，具有极高的开放性和可操纵性。传统图像的本质是及物性、摹仿性和镜像性，依赖于对外部世界的再现，文本意义的生成依赖于互文性网络构成的阐释体系。然而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则是不及物的、反再现的、纯粹抽象的，其意义建构不再以客观世界为参照，而是完全源自算法系统的内部运作机制，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导致符号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集体记忆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被割裂，最终使图像符号沦为失去互文参照的孤立存在。在这种由数据主导的智能化创作范式中，算法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成为驱动创作的核心生产要素。这一技术转向在根本上重构了符号与语境的关联方式，天然地压制甚至消弭了经验的历史性。
其次，这种自动化生产过程大大降低了二创的门槛，使非专业用户也能够批量生产视频内容。人工智能视频剪辑软件通过自动化功能（如多模态语言转视频）和效果化处理（如虚拟场景生成、人物形象变换），大幅降低了创作的技术壁垒，吸引大量非剧粉利用技术工具进行创作。然而，这类创作往往缺乏对原著的深度理解与情感投入，非剧粉创作者更倾向于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快速生成夸张、反常的内容（如角色穿越现代或暴力拼接），以迎合眼球经济的需求。其创作动机高度功利化，以流量获取和商业变现为目标，导致内容同质化严重，叙事逻辑与角色完整性被弱化。尽管AI技术初期因新奇性吸引关注，但其内容缺乏思想深度与创新性，最终沦为技术演示的载体和符号狂欢，未能实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
（二）非历史的符号狂欢
总而言之，在AI魔改的文本实践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被彻底割裂，经典IP的文化意涵在技术暴力的拆解下沦为空洞的能指游戏。这种脱离了语境的符号拼贴，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狂欢——当林黛玉的文学形象被异化为持枪悍妇、孙悟空被重构为机车骑士时，符号不仅脱离了原著的历史语境与价值系统，更在算法推荐的流量逻辑中完成了对文化深度的消解。因此，AI魔改文本既非对经典作品的符号戏仿，亦非具有批判性的符号重组，而是彻底脱离现实指涉的符号循环。这种“意义蒸发”现象暴露出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深层危机——技术赋权下的创作自由，反而正在加速经典文本在符号通胀中的意义坍缩。
这种非历史的符号生产不仅消解了文本的阐释共同体，也在更深层面上折射出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本体论危机：当人工智能可以无限生成逼真却无根的文本时，人类如何重建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以及符号的文化价值？仍旧回到文章开头所举的“吉卜力风”魔改风潮，从名人肖像到政治人物，甚至战争场景均被“吉卜力化”，这在文化界和批评者眼中不啻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意义危机——印度政府发布“吉卜力风”莫迪外交照，白宫则用该风格渲染移民拘禁画面，均被批“滥用艺术美化政治和暴力”；争议的高潮则是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吉卜力风”军事图像，以童趣滤镜包装战争场景，这在巴以冲突背景下被斥为“战争浪漫化”，严重背离吉卜力工作室的反战理念（图1）。尽管吉卜力工作室尚未对此做出正式回应，但宫崎骏2016年批判人工智能艺术“亵渎生命”的访谈却被重新传播，其拒领奥斯卡以抗议伊拉克战争的历史亦被重提，强化了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艺术风格的伦理质疑。在法律层面，争议聚焦于AI魔改是否侵犯版权（如训练数据使用原画）及“风格模仿”的合法性。而更深层的文化矛盾则在于，技术消解了艺术原有的文化意涵，这是否构成了对创作者——也即活生生的人——的精神背叛？
AI魔改中符号的历史虚无与意义抽空倾向已然演变为一种后现代社会的症候性表征。此刻，符号不再承担意义传递的文化功能，而异化为纯粹的表征游戏。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非历史化的符号运作逻辑极易被权力结构所征用，其原本富有批判性的种种文化意象也被逆向重构为统治话语的装饰性元件。当文化实践丧失其价值锚定点时，符号系统也便沦为权力话语的“缝合”（suture）工具，通过能指的无限滑动来建构虚假的合法性叙事。因此，文化生产必须重建其意义伦理与规范，在想象力飞地与价值根基之间保持辩证张力。
三、魔改的技术观念：从魔法崇拜到技术狂热
在AI魔改的符号狂欢现象中，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种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赋能潜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迷思在本质上是由全球科技巨头与资本力量共同塑造的“人工智能狂热”（AI hype）意识形态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具象化投射。人工智能狂热不断从行业意识形态渗透至主流群体心态，不仅反映了技术决定论对当代数字文化的宰制，更揭示了平台经济与流量逻辑如何通过算法推荐机制诱导技术滥用和幻觉消费。在此过程中，经典文化叙事的完整性被狂欢的热情所消解，人类创造力降格为一场嘲弄严肃、抵制深度的符号拼贴游戏。这一趋势的背后，是技术乌托邦主义与商业利益合谋的结果，它使得人工智能的文化应用逐渐偏离了其应有的建设性目标，沦为一种迎合流量经济的浅层娱乐商品。
（一）技术狂热中的文化失语
由资本、媒体与技术精英共同引领的人工智能狂热浪潮为AI魔改及其符号狂欢的流行提供了合法性支持。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投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全球人工智能市场投资从2021年的330亿美元飙升至2025年的640亿美元。然而，在这一轮投资热潮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引发的市场喧嚣与投机现象远超其他技术赛道，呈现出明显的过度炒作倾向，引发了全球范围对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潜能的过度追捧和优先化，其规模和影响远超历史上的类似周期。一方面，技术突破依赖媒体的大规模曝光以吸引风险投资；另一方面，资本方则通过塑造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想象，提前锁定市场红利，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信息循环机制和 “媒体炒作”。这一过程中，将技术“拟人化”导致其能力被高估，地缘政治和资本的“错失恐惧症”（FOMO），以及新兴科技领域“人工智能”术语的滥用和自封“AI专家”的泛滥等因素，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股技术狂热。
然而，技术资本在追逐技术创新与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却普遍忽视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多重考量。以OpenAI为例，“吉卜力风”热潮直接带动ChatGPT的活跃用户数、订阅收入和应用下载量均突破历史峰值，为OpenAI的商业估值与技术影响力提供了有力支撑。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在社交媒体上表示，GPT-4o发布仅1个小时就吸引了100万新用户，这一速度远超两年前ChatGPT初代产品5天达成百万用户的历史记录。但AI魔改引发的创作伦理争议，暴露出技术开发与应用推广过程中文化考量的系统性缺失。这种技术主导的发展逻辑，难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
技术决定论将技术发展视为社会变迁的核心驱动力，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却忽视了技术与社会的双向建构关系。在该视阈下，人工智能领域对规模定律（scaling law）的推崇导致对数据量和算力的过度追求，这种技术中心主义倾向既遮蔽了资本与政治力量在塑造技术中的关键作用，也弱化了算力扩张可能带来的社会与环境代价。规模定律认为模型性能与参数量、数据量和计算资源之间存在幂律关系。这意味着，随着模型规模（如参数数量、训练数据量）的扩大，其性能通常以可预测的非线性方式提升，甚至在某些临界点涌现出新的能力（如复杂推理、多模态理解），即通过算力堆砌和数据扩张实现智能突破。规模定律本质上揭示了复杂系统与其属性间的数学关联，却为技术领域追求规模至上的发展逻辑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助长了对计算资源的无限扩张需求。随着对于技术进步的狂热情绪逐渐汇入主流社会话语体系，其自然地与商业利益、地缘政治融为一体，与之合力构建一种全新的技术思维，协同推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新一轮的“狂热”。
在日常文化实践中，上述对规模和技术进步的无差别倡导首要体现为短视频平台对扩大内容数据的狂热追求，以及在平台流量机制鼓动下用户利用人工智能魔改工具进行无节制的创衍狂欢。在这场技术驱动的符号狂欢中，文化创作被异化为盛大的技术展演，最终沦为服务技术资本持续扩张的工具。然而，在这场技术狂热和创衍狂欢的背后，关于AI魔改涉及的伦理问题和文化价值争议也随之浮现，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技术主导下的创意生产。
（二）赋能迷思下的规范悬置
人工智能狂热背后的另一种技术意识形态是人类持之以恒的关于技术赋能的乐观想象。科技民主与乐观主义者预言数字技术将消解社会层级、赋能个体并重塑社会权力关系；这种乐观主义想象在技术蓬勃发展的特定时空语境下，则会通过制造群体焦虑的方式发挥作用，不断“诱使”人类用户摒弃批判性思维，无条件地拥抱新技术。新晋诺贝尔奖得主、谷歌DeepMind首席执行官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强调，人工智能绝非普通技术突破，而是将重塑人类文明进程的划时代力量。他坚信人工智能对世界将产生难以置信的积极影响，将很快治愈所有疾病、解决气候和能源问题以及全方位提升人类生活质量。这种过于美妙的未来设想尽管已被经验现实证明为虚妄，却始终在大众心态中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大体而言，在全世界范围内，技术总是首要被视为解决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重要手段，并被隐含地赋予一种乌托邦式角色。在乌托邦主义的视域中，技术就是技术，AI魔改作品无论怎样流行、何以“狂欢”，都不妨碍其折射出数字时代文化生产权力结构的重构，蕴含着创作平权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人工智能相较“传统”数字技术强大的能动性，以及人工智能可供性中包孕着的逃逸人类控制的行动取向，也就自然被贴上“数码巫术”的标签而被轻易摒弃。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反对一切形式的技术规训与控制，这有可能纵容民粹主义在全球数字媒体生态下的进一步蔓延。Stability AI公司创始人兼前CEO埃马德·莫斯塔克（Emad Mostaque）即始终坚持反对政府监管的立场。作为Stable Diffusion图像生成工具的开发者，他主张采取去中心化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认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普及至大众手中能够激发创新潜能。这种将技术赋权等同于民主化进程的思维，典型体现了所谓“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核心特征，即将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简化为单纯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一观念的当代起源大致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海岸反主流文化运动，当时的技术先驱试图通过个人计算机和社区媒体等新兴技术颠覆传统权力结构。然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这批抵抗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转型为科技企业家，原有的社会变革理想逐渐被高科技创业神话所取代，集体诉求也被异化为个人主义的成功叙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的倡导者成功地将最初的反主流文化思潮塑造为“新主流”，构建出一个剥离政治内涵与文化关怀的技术乌托邦想象。这种意识形态转型将多维度的公共议题压缩为单一的技术进步叙事。
然而，现实世界的反应却不会撒谎。当技术狂欢脱离语境和历史，当创作演变为纯粹能指的游戏，人类所面临的将不仅是审美秩序的消解，更是文化主体性沦丧乃至虚无化的存在危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从其信仰的“纯粹逻辑”出发对鲜活的经验现实的不屑一顾，揭示了技术民主化进程中深刻的文化治理命题。
四、结语：人本主义的回归
AI魔改作为数智时代的典型文化症候，深刻揭示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作机制、文本表征及其背后潜藏的技术意识形态。这一现象折射出在人工智能狂热思潮的裹挟下，公众对人工智能应用缺乏必要的审慎态度与批判意识，呈现出明显的技术滥用倾向。这种由技术思维主导的文化实践，可能导致符号系统的结构性失序和文化意义及历史感的消解，最终走向文化虚无。这一过程中，人工智能的“魔法”隐喻和 “狂热”的技术意识形态遮蔽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感官异化、人类主体性危机和文化虚无主义。
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即将物理和经验世界的符号转化为数据，其本质上是对人类主体感官和经验的异化。这种以数据驱动的视觉异化实践，通过强制并置、风格移植等数字修辞术，生产出大量新奇、反常的符号组合，令所谓的“创意”退化为纯粹的形式游戏。要避免这种经验的断裂和异化，必须将人机共创重新锚定在现实之中，使技术表达始终与人类集体的感知结构、情感体验和认知范式保持对话关系。
其次，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法则正在重构人类的主体性内涵，其技术机制实质上促成了人类主体地位向机器系统的让渡。AI魔改实践在本质上是以人工智能的机器逻辑牵引人类创作的文化逻辑实现的所谓“共创”。在实际操作中，各大内容平台纷纷通过提供标准化创作工具降低技术门槛，引导人类用户深度参与人机共创，完成了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商业闭环。这种创作动力体系标志着文化生产主导权的转移，人类创作者的主体地位正在被消解，创作行为本身异化为技术崇拜的展演场域，成为支撑科技资本估值增长与技术霸权扩张的重要筹码。
最后，脱离了历史文化语境的符号生产与挪用实践，不仅消解了文化符号的深层意义结构，更可能引发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危机与文化虚无主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风格迁移赋能的文化篡改，暴露出数据和算法逻辑中潜藏的工具主义危险——当深度学习模型将文化符号简化为风格数据集时，其解构的不仅是符号的能指-所指关系，更是整个意义生成的历史性根基。
对于弥漫全球的人工智能狂热，国家、组织和群体亟须通过建立专门的技术伦理框架来克服因规范缺失而导致的文化虚无主义困境，进而在人机协同创作中重构人类主体性，实现人机共创从技术中心主义向人本主义的价值回归。因此，需在制度层面上建立文化科技协同治理体系，防范文化数据偏见和文化数据失范；在技术层面上实施数据溯源机制，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可控性与透明度；在观念层面上，加强技术素养教育，培育人工智能使用者的主体创作意识。唯有在技术应用实践中不断重审人本主义立场，才能持续纠正人机协作中的技术异化倾向，降伏人机创作中的“魔”，构建兼具技术创新性与人文关怀的新型文化表征体系和文化形式，最终重建坚守公共性的当代媒介文化生态。
作者：孟婧，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55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5年第8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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