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锡进抱怨“噤声”：舆论生态下的思考

今日新闻 2025年10月21日 12:16 0 admin

当胡锡进抱怨“噤声”：舆论生态下的思考

近日，胡锡进老师撰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互联网上群体性“噤声”这一现象。他在文中指出，当下在社交媒体发声时人们愈发小心翼翼，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敏感群体”，秉持着能少说就少说的原则。胡锡进老师认为，“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他进一步分析了社会宽容度变低的原因，其一，整体氛围日益严厉，对言论中“瑕疵”的搜索变得频繁，使得发声者面临的风险显著提升；其二，互联网存在对语言过度解读的现象，常常引申和发挥，甚至将言论指向发声者背后的机构。基于这些分析，他最终得出主张营造宽松舆论环境的结论。

看到这篇文章，我的心情颇为复杂。客观来讲，对于胡锡进老师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一多半我是难以认同的。然而，我对他本人却怀有一定的尊重。在舆论场上，他始终是一个可以与之对话、讨论和交流的对象。他或许有时会迎合某些观点，但绝没有落井下石、随意扣帽子的行为，始终能够就事论事。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态度，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甚至比双方具体的观点分歧更为重要。所以，即便我不认同他的观点，也绝不愿意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辞去评价他。

回到他这篇文章本身，在描述现象的层面上，胡锡进老师表现得相当大胆。社交媒体上的“噤声”现象其实早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以他的身份将其明确点破，这需要一定的勇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胡老师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去彻底揭露问题的根源。他巧妙地将这种现象归因为抽象的“整体”，仅仅用现象来解释现象，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为何舆论对“瑕疵”的搜索会日渐频繁，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对社交媒体内容的过度解读。

实际上，人人自危（噤声）与人人自觉（严苛）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其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恐怕胡老师既不便也不愿言明。对言论中的瑕疵大做文章，对他人的言论过度解读和引申，这种现象古往今来并不少见。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在行刑现场伸长脖子、青筋暴出地看热闹；袁崇焕被凌迟时，百姓们拍手称快，甚至恨不得食肉寝皮。这种愚昧和冷酷的背后，是信息的蒙蔽和认知的局限。而开放与宽容的环境能够让信息自由流动，减少社会中的“疯狂因子”。因此，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初始力量。俗话说“堵不如疏”，这固然是应对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从根本上对初始力量进行规则明晰，才是营造开放与宽容社会环境的基本保障。

这让我想起了武则天时代的一个故事。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刘祎之、周思茂、郭正一等几人在家中饮酒聚会。刘祎之原本是武则天提拔起来的“北门学士”的核心成员，武则天临朝称制后，他更是官拜宰相，担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然而，他对武则天称帝一事心怀不满，便在私下饮酒时忍不住吐槽了几句。酒席中有个叫张嘉福的人，转头就将刘祎之的言论密报给了武则天。最终的处理结果令人震惊，不仅说话的刘祎之被赐自尽，就连一同喝酒的周思茂、郭正一也惨遭杀害。倘若说吐槽的刘祎之或许有其“罪过”，那么一同喝酒的人又何罪之有呢？张嘉福一人因告密而升官，其他说者和听者却都被判定有罪，这种处理方式宣告了武周朝告密成风、互相监视、道路以目的不良风气的形成。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张嘉福的告密可能会有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告密无效，这样自然能够抑制告密之风的蔓延；第二种，仅处罚刘祎之，那么告密之风可能会盛行，但不会扩大化；第三种，只要不告密就都被视为有罪，那么告密就会成为人们的生存之道。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禁要思考，一种不良风气的形成，究竟应该归咎于下层民众，还是应该归责于上层的制度和引导呢？

尽管胡锡进老师在文章中只是“敲边鼓”，但我依然觉得他难能可贵，因为他至少点出了一些客观存在的现象。观察他这些年在舆论生态位的变化，曾经众多的网络大V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很多激愤者甚至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胡锡进。可悲的是，最初反对胡锡进老师观点的人，充其量只是使用一些不敬的蔑称；而曾经与他处于同一阵线的极端网友，如今却将他视为斗争对象，一顶顶大帽子纷纷压向他，隐隐有将他“公知化”的倾向。事实上，胡锡进还是那个言语温和、立场偏左、表达精明的他。即便如此，他也曾因关于经济所有制的论述而被“禁言”三个月。一个温和的发声者，如今已经无法满足那些被激起的、充满斗争精神的群体的要求。

正因如此，我一直在呼吁，哪怕观点不同，也应该保护胡锡进。当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并逐渐销声匿迹时，胡锡进已经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一道“防波堤”。他或许有时会跟风，有时会“和稀泥”，但至少他保留了一份体面和宽容，让不同的观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表达。我虽然反对他的很多观点，但我支持他面对社交媒体时所持的态度和方法。就像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我承认他在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但他所谈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他有关社会宽容的主张也有利于改善舆论环境。他至少明白，“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无论立场如何，我们都应该达成开放宽容的共识，而不是以斗争和消灭为主要宗旨。胡锡进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他也主张其他人拥有表达观点的权利。对于构建相对宽容的舆论氛围而言，他的“存在”比他具体的观点更加重要。在当下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我们需要更多像胡锡进这样能够引发思考、促进交流的“存在”，以此来推动舆论生态朝着更加健康、开放、宽容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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