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是“恐慌威胁”还是“值得借鉴”？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学研究

今日快讯 2025年10月15日 11:39 0 admin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丁欣雨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只懂一个国家的人，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在昨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主论坛上，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引用了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的这句话，以此强调中国研究中全球视野的重要性。

李伯重指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开眼看世界”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看中国的任何问题都要从世界的视野展开考察，对于西方学者也是如此，必须深入中国社会进行考察，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国学是世界的学问，必须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

当下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研究者都在讨论什么？大会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鲁德福东亚图书馆馆长陈塑带来了对于2025年亚洲协会年会（AAS）的最新观察。她指出，在496场平行研讨会中，围绕中国研究的场次达到了171场，覆盖了极为广泛的研究选题，强调跨学科对话，从国家治理与帝国，现代性与社会主义转型，到性别、身体与生命政治，身份与离散，研究对象上也覆盖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地域和民族。

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上，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00位嘉宾学者围绕着“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打破垄断的西方叙事，正视中国经验有效性

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校级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上一部著作《心智、现代性与疯癫》完成之后，始终被一个写作中生发出的疑问牵引着——究竟该如何理解不同文明之间呈现出的差异？这个问题带领她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即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研究。

里亚·格林菲尔德参加活动照（图源：上海三联书店）

在她眼中，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进入全球视野的标志性事件。“在此之前，中国长期处于西方的关注范围之外，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独立发展，但中国的崛起开始迫使西方将自己视为几个可能世界中的一个，而不是天然之存在、历史之必然。”在这个节点，中国研究的范式也开始被更多学者接受，在全球掀起一场由多学科参与其中的，围绕中国之经验是“恐慌威胁”还是“值得借鉴”的探讨。

在经贸关系中，中国往往首当其冲地接收到来自西方的负面评价与警惕心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波拿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发展举例，“国际许多批评都围绕着中国产能过剩（overcapacity）的问题展开，但这实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造成需求扭曲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

引发产能过剩有多种原因，在陈波的发现中，美国也曾拥有1800家汽车制造商，当时汽车工业即使在全球都是一个新兴产业，人们对于其前景的预估造成了大量前期投资，而“拥挤效应”是发展阶段中固定的一环。推至现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情况也同百年前是一样的，“都是市场的自然规律，政府的干预和安排反而不是主要原因。”

厘清“问题是如何发生”的过程，也是破解批评范式在传统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日渐固化，走向偏歧的过程。陈波意识到，尽管新能源汽车积极地承诺绿色减排，但在有很强油车传统的他国产业里，政策依然无法得到很好执行。“新能源近些年的崛起于中国来说是创新，于全球现有汽车市场来说却是‘破坏性’的，中国的确需要予以理解，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他也同时建议，解决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的关键还是更加在于扩大国际产业链合作，借此惠及全球更多消费者、工人，拓展市场范围。

李伯重（图源：活动方）

在论坛上同样强调全球合作重要性的，还有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他最近在大英百科全书查阅了近1000年世界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在20多次的战事记录中，他发现从未出现过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案例，而替代了这类暴力血腥的交流手段，中国能与世界其他地区长期保持和平共处状况的原因，往往在“贸易”。

“‘商业’的‘商’，是需要经过‘协商’、‘商榷’，在不断多次的打交道中达成共识。”李伯重引用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话来探讨文明社会中开展经济活动的意义，“他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一只狗和另一只狗公平而慎重地用一块骨头交换另一块骨头，也从来不曾看到过哪种动物用它的手势和天生的叫声向另一种动物表示：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愿意用我这个换你那个。’”

即使在传播方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赵月枝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其与政治经济体制的牵联。这些年，她带领团队去到非洲做实证，一个具体发现成了她后续理论化的基础：在内罗毕卡贝拉贫民窟，许多国际NGO组织前来帮助其解决电能短缺的同时，最终留下来给当地提供廉价宽带服务的却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私企，这个企业“通过群众路线”，甚至把当地黑帮的小头目发展成了挨家挨户安装宽带的工作人员。赵月枝在其中看到了中国把因地制宜的内部治理经验推广到全球的有效性，而这给相关学者设想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另类现代化”的道路增添了许多鼓舞。

赵月枝（右二）和中津学者交流（图源：清华大学马新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吕新雨则从传播史学角度出发，在演讲中回顾了“不结盟运动”提出“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历史，早在1973年，《阿尔及尔宣言》就宣布“帝国主义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政治与经济领域，而是也存在于文化与社会领域”。当西方宣传的自由主义至上的媒介理论成为了全球各国都需要遵循的准则时，“自由流动”的本质也即滑向“单向流动”，是帝国主义垄断的表现，复制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依附-主导关系。但这场建立新的结构性秩序的尝试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席卷浪潮中宣告失败，其新闻实践还被扣上“伤害世界新闻自由，保护独裁政府”“只批判美帝国主义，只注重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视角，只限制在国与国的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帽子。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世界传播不平等、不公正的局势，随着贫富分化、南北极化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危机的爆发，不但没有改善，而且愈发严重。”在吕新雨看来，全球化浪潮因苏东解体而加速，因中国崛起而逆转，“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的底层依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只是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她参与到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的建立当中，延续不结盟运动的过往经验，联络世界范围内百余名相关学术研究人员和媒体从业者，旨在聚集来自和同情全球南方国际及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形成去中心的替代性内容生产和传播网络。

数字时代如何做中国研究？

“今天的媒介依然是我们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所拥有的能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人类，带来几何级的增长和变量，这给人文社科研究带来的变化将是无法预测的。”在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分论坛“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机遇与挑战”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在一个新的平台去探讨中国问题，例如借助数字技术重新解读中国古典文献，去找寻传统积累无法发现的新密码、新表达？

在这一系列新技术中，人工智能是最为突出、也最不能回避的一个。过去几年，以英伟达CEO黄仁勋为代表的许多从业者开始密切讨论“主权AI”这一概念——即某个国家在人工智能体系中对数据、算法、语义和价值的自主掌控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所长刘炜看来，“主权AI”不只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指向一种文化主权，“与依赖全球公共模型的通用AI不同，主权AI强调，AI必须理解本国的语言逻辑、文化常识与社会价值，与特有意识形态对齐。”

图源：unslpash

具体而言，当下很多通用AI都是基于西方语料进行训练，中文语料占比很低，在不具备特定文化和历史常识的情况下，就更容易出现偏见和误导等“幻觉”。因此，刘炜指出，如果没有主权AI，没有独立的算法与语义底层，想要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能沦为空谈。

刘炜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认识到，主权AI并不是一种防御性概念，而是创造性的工程，是以我们的文化逻辑来重建AI。这不仅需要对大语言模型进行中文材料的训练，集成古籍OCR、语义检索、知识可视化等工具，涵盖古籍、碑帖、方志、非遗、图像等多模态资源，也需要研发面向文化场景的专用模型，让AI在不同层次理解中文世界的逻辑，“真正的文化实力，不在于谁的算力更强，而是在于谁能让AI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刘炜说道。

这在技术上如何实现？古联公司总经理洪涛介绍了中华书局的古籍数字化经验。洪涛指出，随着近两年人工智能的发展，古籍数字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出版单位的古籍整理越来越难以满足当下对数据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提取的大量数据又存在质量上的问题，难以直接应用于学术研究。

对此，中华书局采取了两条路径：一方面对已经整理出版的内容进行高质量的数字化，另一方面以委托创作的形式来进行古籍数字化的整理工作。这些工作很多都依赖于新近的智能技术发展，以OCR技术为例，目前除了传统的版刻图书以外，对行书、楷书等手抄本的识别准确率已经提升到了95%。洪涛介绍，目前人工智能在图像处理和采集上已经基本能够达到要求，更大的难点在于文本校对，如何将差错率进一步降低？这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提升的地方。

图源：unslpash

在此基础上，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助理教授李友仁（Paul A. Vierthaler）以具体的实践案例补充了古典文献数字化后的研究应用方向。他以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文本引用现象为例，运用大语言模型和机器学习，让人工智能对文本进行深度分析，来判断某处文本是来自虚构还是引用——有些时候我们会想不起来某些意象或片段是在哪部文本中出现过。他将这一切比作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其中的每个神经元则意味着我们对文本的分类，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语言、虚构与摹仿之间的关系。

不同于许多人对语料挖掘的兴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从数字经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了这一系列研究背后更高维的认识价值。他认为，作为长期以来官员选拔考试的知识类型之一，经学很像今天的强化学习，中国年轻人持续接受同一类型的知识训练，这无形中塑造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在思考结构，而数字经学的引入恰恰能帮助我们看到，庞大的古代文献中如何浮现出一种中国思维方式的运作逻辑，它是如何影响这些文学、历史、思想著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