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豪、胡翼青、牟怡、孙玮、甘莅豪 | 连线大脑将如何重塑人类交往方式？（学术对谈）

作者简介：王豪系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胡翼青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牟怡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玮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莅豪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作为将人机互构关系与边界融合进一步推向革命性阶段的关键媒介，脑机接口技术近年来备受关注。其量化参数型沟通将再造数字交流的新形态，与四位传播学者所进行的对谈以此为起点，重新审视了脑机接口时代人机关系与主体性变革、数字转译与中介化过程、技术接入边界及制度保护、脑机接口技术的潜在风险等问题。交流与交往新方式的涌现正促使主体性的定义与范畴发生转变。而面对技术的加速迭代，无法回避的新数字转译可能随之生成。同时，基于信息交流的损耗常态与对异质他者存在的需要，围绕这一技术展开的传播学考察应重思交流的本质与目标，深入交流机制的不同层次，聚焦并捕捉该媒介的独特性。未来，脑机接口可能重塑人类的思维方式、自我认知与存在形式，改变人类的交往机制与社会法则，对此现有研究仍须拓展想象力，在技术影响的现实逻辑下，结合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其在强化或反抗中心化权力之外的多重可能。

//目录

一、脑机接口时代的人机互构与主体性重思

二、脑机接口时代的数字转译与中介化变革

三、脑机接口技术的接入边界及制度保护

四、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进路、潜在风险与权力重构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技术是一种基于将大脑与外部设备连接（所谓“心物连接”），来实现信息交互与响应（“以想行事”）的生物信息交融技术，近年来发展迅猛。2024年8月，Neuralink公司发布的研究成果表明，第二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患者的实验取得显著进展。该位因脊髓受伤瘫痪的前汽车技术员术后恢复良好，已能通过脑机接口使用CAD制图软件设计3D物体和操作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反恐精英2》（Counter-Strike 2）。这向全球直观展示出这一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巨大潜能。

当前，脑机接口技术聚焦于提升安全性与有效性，使其发展为一种重要的医疗工具，帮助残障人士恢复某些功能，或用于癫痫和帕金森病等神经疾病的诊疗、辅助情绪检测或抑郁症治疗等。但据其远期愿景，脑机接口的应用将覆盖医疗、教育、娱乐、军事、社交、智能生活等多个领域，指向人体功能的替代、康复、研究与增强。进一步地，通过先进的脑机融合技术，未来人类的认知和执行能力有望得到全面提升。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题为“Neuralink与人类未来”的访谈中所言，人类交流速度过慢削弱了人与计算机之间的联系，但如果人类输出速率能大幅提高，人类可以更好地将人类意志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基于该构想，脑机接口技术或将促成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更紧密地联结协作，共同构建出一个更强大的脑机融合智能体系，并在此之上塑造出全新的社会交往与互动协作形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脑机接口领域已进一步探索从脑机接口向脑脑接口的转变，这一迭代的目标是在打破传统单一“人机”交互界限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多维度的“人际”交互，这亦为交流互动与通信控制带来了更多未知的可能。

然而，尽管脑机接口的迅速发展使其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日益融入人类的日常生活并逐步影响人机交互与人类交往形态，现有关于脑机接口的研究仍基本围绕其底层技术及机制的探索、实现与发展展开，致力于提高脑机接口性能。虽然有研究延伸至对各应用场景的商业化分析，不同国家战略政策的比较研究，及对相关伦理问题的治理探讨（涵盖安全性、自主性、隐私保护、知情同意、权责法规等议题），不过这些视角仍以技术本身与产业发展为主，很少系统地关注脑机接口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新兴媒介嵌入人类交往，深刻影响人机传播的机制和方式。

在有限的、关涉后者的研究中，针对脑机接口在交往领域可能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讨论，也大多浅尝辄止，整体上表现为一种技术工具论下的乐观展望与基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交往观的多重忧虑。具体来说，与该技术可增强人体认知与行动功能、模拟人类情感以完善机器决策、实现人际无障碍的“神交”式沟通等积极预期不同，一些学者提出脑机接口的融合还会导致人、机、物等类属界限消解，使人类的自由意志与主体身份认同受到威胁，人的主体性将遭到消解。同时，当脑机接口从治疗走向增强，混合智能与人机融合可能促使“超人”（赛博人）出现并参与交往，“超人”对“常人”或形成优越感和统治力，加剧社会不公，动摇和分化既有的治理权力，加之脑机接口“读脑”“控脑”等功能可能造成的隐私泄露，与“脑劫持”等恶意使用，赛博格统治或机器统治的悲观猜想被指或不再是危言耸听。

在这一技术演进背景与二元研究视角之下，学者们指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人机文明”时代即将到来，我们亟须重新理解人机关系与交互机制、重思人的本质与主体形态、重建人机共生的传播伦理。要深入推进对这些基础议题的讨论，就必须打破对人机边界的既有想象，回到人机互构的历史脉络中，明确脑机接口作为一种革命性媒介的独特性及其给人类主体性与主体构建机制带来的实质挑战，重估人机之间的相近性、差异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多种意义可能。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握该技术所引发的数字转译模式与交往逻辑的整体性变革，进一步追问传播的根本目的与交往的多重意涵，并最终从脑机接口牵动的系统性权力运作与技术的历时性发展入手，辩证考察其潜在的权力问题或价值影响，彻底走出单一的技术理想图景。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关乎脑机接口时代人类未来的核心问题与关键理路在前述的既有研究中并未得到回应与关注。基于此，本文特别邀请传播学领域几位知名学者进行对谈，力图突破现有研究局限与视角缺憾，回归对技术、人机关系及传播交往本质的哲学—技术再审视。对谈主要围绕以下四个相互交织的核心议题逐层展开：第一，脑机接口时代的人机互构关系与主体性重思；第二，脑机接口时代的数字转译与中介化变革；第三，脑机接口技术的接入边界及制度保护；第四，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进路、潜在风险与权力重构。对谈旨在为未来视角下的人类发展与交往形态变革提供理论探析和前瞻性思考。

对谈人包括：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未来媒体与人机传播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牟怡；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孙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副主任甘莅豪。讨论主持人是王豪，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需特作说明的是：孙玮教授在本次对谈中阐述的主要观点，来自其发表在《社会科学报》（总第1922期，第6版）的《正视新技术与社会嵌合展开的崭新面向》一文。为充分尊重孙教授该文的著作权，同时确保本次对谈实录的思想连贯性，本文将以其他三位对谈人的观点内容为主，而对孙教授核心观点的呈现将遵循规范进行注释引用。除孙教授外，其他三位对谈人的观点摘要，亦不同程度上各自发表于《社会科学报》，本文则系此次对谈的完整实录版本，现采取原始对话笔录形式呈现，以最大限度还原对话内容，详尽展现对谈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与理路推进。

一、脑机接口时代的人机互构与主体性重思

王豪：现有的研究表明，脑机接口技术是由神经工程、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等多类技术交互形成的多领域交叉技术，其技术复杂性要远超此前一般的工具，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活的神经元组织实现对外部设备的信息连接，它对自然身体的介入意向是混合、多元、隐蔽的，且极具效力。因此，这种人机深度纠缠的黑箱模式对于个体的影响会更加隐性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机边界的进一步模糊会对人的主体性产生怎样的影响？主体是在交互中不断生成和变化的，伴随技术的介入和发展，主体在这种新的交往模式中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胡翼青：

人作为主体这个话题，从苏格拉底那个时代起就没有太大争议。在笛卡尔那里，“我思故我在”进一步确定了人作为思想主体的地位。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人是否能够真正发挥出主体性？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看到的，笛卡尔对主体的确定性表述，完全建立在现代哲学怀疑论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对自己的感官产生了怀疑，笛卡尔才去寻求主体的绝对确定性。换言之，笛卡尔已经觉察到，人并不一定具有主体性。当机器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越来越明显的作用，另一个问题被显化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机器尽管不是主体，但它作为行动者也完全有可能具有主体性。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在脑机接口时代，人的主体性将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而机器的主体性又是如何展现的？

法国现象学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认为，人与机器实际上是共生关系，而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这个观点现已被广泛接受，既没有脱离了人而存在的机器，也没有脱离了机器而存在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早在西蒙东那个时代就已经被看得非常清楚。主体和技术，技术和主体，两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互构的关系。

今天的脑机接口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应用于医疗康复领域，展现出了它的现实意义。我检索过知网，发现第一篇关于脑机接口的文章出现在2002年，率先在计算机科学类和生物医学工程的期刊上形成了热点。所以脑机接口技术的实践最早就是将计算机技术运用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过程。脑机接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行动力和主体性，应当算是一种技术赋能。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对人脑中神经元活动引发的脑电波活动加以检测和转译，形成驱动电脑程序运行的数据。这些数据指令发出后，相应的设备便可以将人的意图转化为行动。

所以这种技术对于失去或部分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有着特殊意义。以闭锁综合征患者为例，这些患者没有最基本的行动能力，“他们基本完整的思想被困在几乎完全瘫痪的身体里”，“通过学习如何使用脑机接口技术，闭锁综合征患者可以再次获得一些通用的行动能力”。以此类推，几乎所有行动能力有障碍的个体，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完成一些身体的行动，比如开关电器、移动鼠标、操控轮椅和假肢，甚至下棋打牌。从理论上讲，语言能力也可以得到修复，声障人士甚至可以通过电脑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

脑机接口的这种技术赋能对人的主体性产生了影响，我们该如何理解和看待以脑机接口为中介的社会行动及这种行动背后的主体性？有学者指出：“此行动既非传统意义上的行动（如‘有意图的身体移动’或‘以手行事’即‘倚肢体而行动’等），但确实又具有了行动的功能，由此对哲学（尤其是行动哲学）所理解的‘行动’提出了新的问题，也为新技术时代从哲学上探析行动的新形式、新特征、新含义提供了新契机。”

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场景显然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医疗康复领域，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只运用于残障人士。脑机接口及其原理最终一定会运用于普通人和各种场景。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被用于社会治理，如《黑客帝国》所呈现的那样。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是一种互相赋予和互构的关系。我暂时不能判断脑机接口最终对主体意味着什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它仍然是一种人机互动关系。

牟怡：

作为一名量化研究者，我在认知方式与方法论层面更倾向于量化思维方式，我认为脑机接口技术可能会将量化的方向推向极致。

对胡老师的观点，我有些疑问。首先，从量化研究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主体性问题固然重要，但它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可能存疑。人类天然具备的主体性，在理论上应该是最重要的。然而，作为一位长期研究智能传播与人机传播的学者，我由观察而产生的疑问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机器介入人类的传播过程，甚至在某些过程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人类的主体性真的那么重要吗？

其次，第二个问题与我的另一个身份有关。作为一个科幻迷，我的研究与许多思考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科幻作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问题本身也带有强烈的科幻色彩。人类学家埃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提出，人类只是一个分布式系统，我们与机器并非天然地处于二元对立关系中。人类是环境的一部分，机器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我们在与具体环境进行复杂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认知。我更倾向于认同这一观点。

因此，在我看来，人机共生的未来其实是一个既成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去探讨主体性这个带有强烈中心主义色彩的话题，我认为其天然的合法性可能存疑。这是我的两个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孙玮：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都认为主体性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认为主体自我、灵魂和本质是人一出生就已存在的。这也是现代性思维的一个基本内核。而文化研究、后结构主义等提出对本质化自我主体的解构，并展开现代理性主体的批判，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理性主义。以自然人类作为一个理性主体划定边界，将其与机器区分开来，与人工智能区分开来，这一观念在历史学术脉络当中早就被打破了。因此，不是脑机接口技术打破了人的身体和机器的边界，这只是当前新技术发展的一个极致体现。人和技术边界的融合打通，在几万年以前就已发生，一直在不断地推进。

人和技术从来就是共生的。按照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说法，人类的历史就是通过技术不断外化自己、将技术不断内嵌的过程。尽管并非脑机接口技术打破了人的身体和机器的边界，但毋庸置疑，它使得人和技术的互相构成、人与技术边界的融通又发展到一个革命性的阶段。

那么，在漫长的人和技术共生的历史当中，我们当前面临脑机接口的技术突破，它意味着什么？

甘莅豪：

我希望结合自身背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主体性问题做进一步探讨。脑机接口技术出现之前，我们仍主要依赖语言理解彼此，理解自然、世界和自我。语言不仅是人类沟通的工具，而且对人类的存在和本质起着核心作用。

脑机接口技术的兴起，实际是对这一传统语言中心结构的挑战——人类赖以建构主体性的语言交流机制，是否将被新的交流形式部分替代甚至彻底颠覆？届时，也许个体通过由交互方式构成的“脑脑互联”，无须依赖语言便能理解他人的思想、情绪，甚至是深层的欲望冲动。

此外，脑机接口时代，情感和欲望可能成为沟通最浅表的部分，它们因其生理性特征更易通过大脑放电被神经信号捕捉。相反，由语言所承载的思想和知识等高度抽象的内容，反倒因其复杂性而更难被机器精准识别和转化。由此，这种倒置有可能导致人类交往方式出现结构性变革，也即“连线大脑”时代，最先呈现于交互前端的将不再是语言构建的理性对话，而是情绪、冲动甚至欲望层面的即时感知。这标志着一种“交往逻辑”的转向，也提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人类交往与主体性构建的内在机制及其转变。

当机器改变了人类语言的边界，使得“心有灵犀一点通”成为普遍可能时，人类的大脑是否仍可保留一个机器永远无法触及也无法探知的核心空间？换言之，脑机接口技术是否允许个体自主“退出”机器连接，从而保有一个不受技术干预或控制的自我空间？这样的空间意味着人类必须仍具备一个核心自我或主体性。这一核心自我应当具备自主决断的能力，能够自由选择是否或何时连通/中断与机器的连接，而非单纯由外部机器或系统指令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在脑机接口时代，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可能仍保留一个不可被他者读取或探寻到的“黑箱”。在这个区域中，“我”只能通过语言向他人或自身传递关于“我”的信息。这个核心部分不仅是人类在脑机时代抵御全面技术侵入的现实需求，更是我们理解“主体性”的关键所在。

更进一步说，我始终认为，“自我”与“主体”作为概念，并非先验而固定的存在，而是在历史、语言和技术叙事中被不断建构和重塑的，其同时具备多重性和歧义性的认识。在语言层面，人们即便讨论相同的词汇，实际上指涉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例如，当我们提及“主体”，我们是在指代一个自然实体，还是笛卡尔所理解的本真主体，抑或是历史建构、社会交往、语言互动或人际关系中的主体？在学术交流中，不同学者可能分别指涉本真主体、历史主体等不同概念。这增加了彼此理解的复杂性。我认为从语言角度看，“主体”和“自我”都可被视为一种叙事建构，这种叙事可能是历史记录的话语，也可能是人类共时交往下的话语，还可能是一种技术程序的话语，或者三者兼而有之。这种多重与歧义，使得我们在技术转型语境中重新理解“主体性”显得尤为重要。

“主体”概念还涉及与“本我”“自我”以及“超我”之间的动态张力关系和相互转化。脑机接口技术的介入，很可能影响“本我”“自我”与“超我”概念的叙事平衡。如果脑机接口和脑脑接口技术能够直接调控情绪或记忆，那么“本我”（原始的、未经社会化影响的）可能会被更为直接地表达或干预，而“超我”（被内化的社会化影响的）也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受到更直接的、程序化的调节或控制。这种重构无疑将对我们如何理解“自我”产生重要影响。“自我”和“主体”的概念可能不再完全依赖人类语言的口头或思维表达，而更多包含在技术媒介的代码程序中。

胡翼青：

三位老师基本上持非常相似的观点，即人和机器没有必要划分明确边界。因为这种边界的划分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存在，边界的存在只是理性主义对这个问题的想象而已。不存在没有人的技术，也不存在没有技术的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并没有异议。不过，一旦涉及具体的人技关系实践，那么还是必须在一种二元的视角下来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这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的差异。

甘老师已经把话题从第一个部分推进到第二个部分。其实，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人们以脑机接口为中介进行连接会是什么状态，但我愿意从甘老师的语言视角去思考这个问题。比如，ChatGPT和人类之间的交流，是否可以算作一种语言交流？我通常将数字化理解为可计算性，而可计算性可以被进一步概括为三个方面：可编码性、可排列组合性和可换算性。“所谓的可计算性，就是在数字基础设施中，一切的对象物都可以被指代为不同的二进制排列组合，然后通过最大概率的相合性原则进行换算，形成各种关系的匹配。”不同的编码方式、排列组合和最大概率的相合性，决定了数字基础设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可见性世界。因此，语言在这里变成了数字的游戏，机器的语言编码结构和人类基于思维的语法结构，似乎不是一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脑机接口时代人与人的交往，恐怕也是通过冷冰冰的数字转化而成的一种交流。而这种交流不但不可能实现《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中谈到的“天使般的交流”，相反，越是这样超越人类价值取向的交流，越可能带来明显的误解和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技术带来的交流，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我称之为“第三交流”，即人与装置的交流。通过思维外化的交流、通过铭刻系统的交流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人之间的类交流，是我们人类曾经有过的三种交流方式。脑机接口的交流在我看来可能会是ChatGPT人机交流的一个强化版，装置规定了交流的方式，甚至是交流的内容。在这种情形下，我个人认为人的交流将变得更加去人性化。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一度对远程交流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他乐于见到人通过机器装置与人交流。可我没有弗卢塞尔这样的乐观情绪，这种通过脑机接口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流，说到底不过是人与装置本身的交流，而且人就是装置的一部分，人变成了西蒙东所说的机器缔合环境的组成部分。

如果有一天，人的交流都是自动化和数字化的，那这个世界的意义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人的交流必须依靠机器和装置，那么这是一种交流的解放还是人的“非人”化，这是一个需要评估的问题。上帝死了，难道人也将非人吗？

二、脑机接口时代的数字转译与中介化变革

王豪：在脑机接口技术发展初期，部分研究者可能怀揣着这样的愿景：借助脑机接口技术，通过脑与脑的直接联通，人与人之间可绕过肢体、语言进行“神交”，语言转译或中介化的障碍将被彻底消除，实现“心有灵犀一点通”般的交流触手可及。然而，胡翼青老师刚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在脑机接口时代，可能会出现全新的数字转译形式。有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脑机接口技术下的交流是否真的能够摆脱转译或中介化的问题，还是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转译或中介形式，它与既有的语言转译方式有何区别？在这样的技术革新背景下，约翰·D.彼得斯（John D.Peters）所说的“交流的无奈”还存在吗？

牟怡：

我认为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学有两条相关路径。第一条路径，我称之为“维特根斯坦”路径，即人类的边界就是其语言的边界。在这个视角下，把语言发挥到极致的最典型的案例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技术。但这也涉及人类对语言的使用如何从最初百分之百人类的状态，慢慢向机器的语言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大语言模型的广泛应用使得我们逐渐转变为提示词工程师（prompt engineers）。提示词工程师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机器能理解的方式更好地提出问题，以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我认为，这一实践实际上正是在不断逼近语言的边界。然而，这一路径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问题便是“巴别塔的失败”。因此，有很多信息实际上“lost in translation”，即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化存在缺失。同种语言之内也存在类似问题，尤其在中国这种高语境的文化中，会出现许多“言外之意”。对所谓情商比较低的人来说，捕捉“言外之意”可能非常困难。我认为这是一条把语言发挥到极致的技术路径。

语言存在许多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将我们作为人类的体验简单化，或经由语言的方式损失信息。正如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指出的那样，语言是“一种‘瘦损’（lossy）的介质，因为它丢掉了关于体验的那部分稳定的、多维度的结构信息”。我们所能表达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处于“不可言说”状态，这就出现了“交流的无奈”。大家也意识到向语言路径上发展存在一些弊端，因此开始选择另一条路径，我称之为“三体人”路径，即无须借助语言，而是通过脑电的信号释放或传递完成表达。作为一个从事量化实证研究的学者，在我看来，万物皆可量化，不论是情感还是其他任何事物。比如爱情，我认为我们没有将它量化出来，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指标和参数。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不需要人为地编码与解码，我觉得反而能够突破语言的局限。

当然，这种技术路径亦会带来一些弊端。但是我认为这仍然为传播的未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在这么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可能都依赖语言进行交流，而通过脑机接口这一路径，我们可以绕开语言。这是我从传播学研究者角度进行的简单分类和思考。

目前脑机接口仅能为老年人、病人或残障人士提供一定的辅助。然而，正如马斯克在访谈中所言，我们无法预见十年后的技术发展。未来十年，人类或许能实现脑与脑的直接连接，使交流突破语言的界限，达到更高层次的“心领神会”或“天使般的交流”。作为一个在高语境下受限于情商，常常苦于捕捉和解读“言外之意”的人，我觉得脑机接口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甘莅豪：

牟怡老师提出，作为一名量化研究者，她特别相信“万物可量化”，对此我深表认同。与此同时，胡翼青老师刚才提到，ChatGPT与人类之间的交流，以及未来脑机接口时代所实现的交流，可能在某种层面具有相似性。这一观点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即我们应当探究ChatGPT为何能够与人类进行有效的交流，并且效果如此出色。ChatGPT所采用的语言生成方式与人类语言的生成机制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显著差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了生成语言理论。该理论主张，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存在一套深层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语言的“普遍语法”，尽管人类使用的语言各不相同，但所有语言在深层结构上遵循同一套认知框架。通过这些规则的转化与推算，不同语言之间最终可以实现互通与互译。学者和技术工作者一度尝试运用乔姆斯基的转化生成语言方法，探索各种人类语言的转化规则，以期实现跨语言的有效沟通，打破语言间的边界和障碍。但遗憾的是，人们发现这一方法在实践中并不可行，机器翻译在很长时间内因此发展停滞。

在那时，我尚未预见今天会出现ChatGPT这类卷积神经网络技术以及其会带来如此颠覆性的突破。ChatGPT的成功实际上对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理论提出了挑战。研究发现，各种转化规则并不能互相兼容。在这一背景下，认知语义学应运而生。该理论揭示出，人类的语言沟通活动本质上是一个大型参数的计算过程。语言的理解与生成过程，并非单纯依赖形式逻辑或规则推导，而更依赖不同语言概念之间的联想、相关性与概率性激活。也就是说，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人类之所以能理解对方并预测其语言，是因为人类大脑在长期语境中不断积累语言概念，并形成了庞大的“概念网络”。比如，我们处于“厨房”或“餐桌”的语境中，自然会联想到“吃饭”“食物”等相关概念，并进而基于这些概念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预测、理解和交流。

因此，从认知语义学角度来看，人类的这种语言生成和处理机制与ChatGPT基于大语言模型所实现的量化参数型沟通，并非本质性地对立，反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基于此，从“语言的生成和量化逻辑”这一角度重新审视人机关系及“主体性”的定义边界，可以发现量化参数型沟通正在逐步打破机器与人之间的差异与界限。这一视角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突破传统人机二元论的新路径。

孙玮：

对于传播交流，我们好像一直有一个不证自明的目标，即打通、连接、共享。现在我却开始怀疑，可能这只是传播交流的目标之一。

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哪一种媒介丢失得更多，造成的误会更多、缺失更大，而是每一种媒介在交流过程中都会呈现它的独特性。传播、媒介研究，正是要捕捉这种独特性。传播永远都存在“误读”。非误读就意味着把我们自己复制给另外一个人，那我们整个人类就变成了一个人，还需要什么交流？独特的、异质化的主体性的存在，才是存在，才需要交流，才有价值。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连接具有多重性，要做多种区分，比如事实的交流，以及涉及价值意义、行动协调、互相信任等的各种交流。当我们讨论脑机接口时，其转译、丢失，其作为媒介对交流的影响，可能需要进行不同层次的区分才能解释清楚。

计算机语言和人类语言是不是能够打通？计算机只有用二进制语言，才能把作为活的有机物的人类和死的机器在信息系统层面等同。但ChatGPT的语言不同于人类的自然语言。GPT是一个能指的连缀，它没有所指，即后现代所说的“无物之词”。就像它没有尝过苹果的味道，却说苹果很甜、很有营养。但它经过计算机二进制智能大模型或者脑机接口，将语言转化成了人类的自然语言，可以和我们交流。那么，这个语言是十进制的、量化的数字语言，还是计算机二进制语言，或者是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要有一个区分，区分正是为了了解它们是如何通过技术把不同的语言打通的。

语言不是一种简单的交流工具，它可以规约人的思维方式。掌握语言会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比如电影《降临》（Arrival）中，外星人来了，人类的语言学家因掌握了其具有预见未来能力的语言而获得了这种能力。面对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的想象力还不够。现在我一时还想不出从哪些方面可以描述脑机接口这一新的媒介对我们的改变，所以我就把它看作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新的“语言”模式。它作为媒介出现之后，可能就会像《降临》描绘的那样，改变人类的基本认知和存在模式。就像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所看到的文字的威胁性，就是它可能对整个社会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会机制造成重大改变。

此外，人文学者不赞同科学主义者认为用数字化、量化的方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固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却不能成为处理人和外界关系的唯一方式。如果都用科学的、技术的方法去解蔽大自然，我们会失去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海德格尔主张必须通过艺术，韩炳哲认为要把被现代性解蔽的外界重新神秘化——复魅，而不是用科学、量化的方式去清晰地运作它。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关系，不是试图将植物、山川、河流全部征服，利用、开发它们来为人类服务，这里要形成一个平衡。

牟怡：

孙玮老师的分享令我深受启发。虽然她坦言自己想象不到脑机接口的未来，但我认为她的思考已经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想象。在我看来，孙玮老师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从功能角度看，语言可能也是一种工具。大脑经过重新改造后，将会产生许多后续结果，如导致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等。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尤其刚才孙玮老师强调人类自然语言和机器语言的区分，自然语言可能镶嵌在更广义的语言之下。我们今天通过自然语言无法解决的事情，并不代表其他的、更广义的语言（如机器语言）不能解决。

大家对《雪崩》（Snow Crash）这部小说都很熟悉，2021年兴起的“元宇宙”概念就源自这部小说。该小说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整个大脑的崩溃是由于受到一种机器病毒的感染。而这种病毒导致人类大脑崩溃的根源就在于，人类的大脑或者说人类的语言和机器人在底层上是同源的。我估计这部小说受了乔姆斯基的影响。这部小说还给我一个启发，我们常常探讨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差异，但从更深层的维度来看，机器的生成本质上依托于人类智慧的持续构建，因此，在底层逻辑上，人类与机器或许是相通的。我们之所以不断强调两者的区别，很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步入足够深的层面；而一旦抵达这一深层，我们或许就会发现两者是相同的，或是相通的。

甘莅豪：

事实上，我们要探讨的是不同层次的语言机制问题。以计算机使用的“01”二进制语言为例，这种语言的选择源于物理装置的通电与断电两种基本状态。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大脑的底层机制，会发现大脑神经突触之间放电与断电的连接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遵循类似的“01”原理。在这一视角下，大脑的结构可被视作某种“类二进制”的动态结构。当前科学家们正在致力于破译大脑神经信号的意义生成机制——大脑神经突触放电形成符号，再从符号转化为知识，这是脑机接口领域最难突破的难题。

由此，我认为孙老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人与人、人与机器的交流过程首先涉及不同层次的语言机制共同参与交流的问题，其次涉及不同层次的语言机制之间的逃逸或突破。这有点类似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所讨论的关于不同层次的不断突破与转换过程。牟老师也提到，这可能涉及一个底层机制的相同与相通的问题。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是先有感官，还是先有语言？起初，人类可能是通过感官来理解世界。然而，随着语言被人类集体发明出来，语言在我们一出生时就作为一个大他者存在，这个符号系统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感官。例如中文中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颜色类别，而在非洲某些部族的语言体系中，颜色的区分可能仅限于暖色、淡色和冷色。从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语言相对论来看，这种语言系统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异性和结构性结合，会对我们的感官和交流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从这一层看，ChatGPT的能指连缀、无物之词，也同样适用于每个人类个体学习语言、学习交流的真实情况。而对一些本就无所指的抽象之词的使用，比如民主、主体、鬼魂之类，则更是如此。

《三体》中谈到人类最终能够战胜三体人，正是因为人类可以编写语言，使用语言来沟通。语言保证了我们的自我及边界，让我们拥有最核心的隐私部分。相比之下，三体人之间的沟通则是透明的，没有任何谎言，他们最惧怕的正是人类的语言或者说是撒谎的能力。因此，我赞同孙老师所提出的观点，即与他人建立连接并不必然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实际上，关于韩炳哲提出的“他者的消失”，我认为这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严格来说，他者永远不会消失，他者消失必然伴随自我的消失。然而，与他者沟通确实涉及转译问题，这与我们密切相关。胡老师之前问道，转译过程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我们之间的交流隔阂？在我看来，转译过程转向一个新方向，这个方向正是孙老师在讨论《降临》时所提及的层面。

不过，单纯从“连线大脑”是拉近还是推远了彼此的交流这一角度来讨论，仍显得过于简化。事实上，脑机接口技术对我们交流的方向、内容乃至基本机制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它牵动了一种语言交流模式的整体性变革。正如电影《降临》所展现的，外星语言能够使人“看见未来”，这一设定虽出自科幻叙事，但其提出了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假设——如果未来能够被“看见”，是否意味着未来的信息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这引发了对哲学上先验问题的思考。作为大他者的语言系统，人类语言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是预先的客观存在。然而，在《降临》之中，还存在一个更宏大的信息体，它超越了我们人类共同体创造的语言。正是这个信息体的存在，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学习《降临》中的外星语言，通过改变沟通中介，而接引和理解这个信息体中的信息，进而预见未来。这个信息体是否存在呢？宗教对此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科学还无法证实它的存在。因此，脑机接口技术引发的讨论更涉及哲学、宗教与科学等多个层面。

胡翼青：

回到我们讨论的起点，即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现状。第一个接受植入的人是四肢瘫痪的诺兰，通过他的行为，我们可以了解脑机接口技术的现状。在诺兰的实验中，脑机接口技术能够通过刺激脑电波使之成像。反过来，它也可以通过将脑电波转译为指令在屏幕上实现类似于控制鼠标、打游戏等活动。从目前的角度看，马斯克利用这一技术完成的是人和装置的交流问题。下一步，我们要讨论的是人与人通过脑机接口发生的交流问题。我们可以揣测一下这种在普通人之间使用脑机接口的场景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第一点是，脑电技术到目前为止主要应用于商业，而且技术还很不成熟。如何转译脑电波的波幅、波形，如何将之分类并以最大概率原则转化为数据，完全是不透明的，这一技术仍然是一个神秘的黑箱。将这一技术运用到产业领域，形成规模经济尚需时日。另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量，使用个人与装置之间连接的脑机接口技术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商业价值都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出特别有商业价值的运用场景。这完全不同于平台上的算法与流量逻辑。资本是否愿意投资脑机接口的应用场景，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除非这种连接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或者其他的实际意义。因此，我觉得脑机接口的跳跃不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里面存在很多断裂之处。

第二点是，我非常赞成孙老师讨论的关于十进制和二进制的话题，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十进制是一个阐释工具，它与人类的知识体系联系在一起，所以十进制是人类的一种认识论视角。二进制却起不到任何阐释作用，它只是一种编码，是一个数字点阵的可视化。它有一种代表，或称创造、模仿、替代的能力，但它无法解释任何东西，因为它的编码是随意的。所以，二进制是一种方法论视角。牟老师刚刚提及一切事物都可量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成立的。但从辩证的角度理解，它就会因此生成不可量化的事物。当现有的万物都被量化之后，自然会生成新的不可量化的事物。这是一个量子纠缠的问题，无法完全解决。我们希望通过脑机接口去解决交流的无奈的问题。当然，能不能解决，这是一个问题。我也很赞同不一定需要解决。交流的难题是不断生成的，甚至就是解决方案带来的。任何技术在解蔽一些东西的同时，必然就会遮蔽一些东西。当它长于分析或解释，或长于替代或编码时，它就必然会不擅长于某一个领域，比如说人类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是在生成性当中一直辩证存在的问题，也是我没有那么乐观的原因之一。

脑机接口一定会带来新的东西，但它也一定会带来对原有存在方式或秩序的挑战，它既是解药，又是毒药。它可能解决了一些旧有的问题，但是旧有问题一旦解决，新的问题会立刻生成。所以，尽管刚刚的讨论激发了想象力，但我们始终必须承认中介化的缺陷，无论是人和技术的完美结合，还是人与技术边界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统一，它生成的新问题并不比它解决的问题少。就像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样，我们永远也到达不了山顶。这是我关于媒介的中介化议题所补充的两点内容。

三、脑机接口技术的接入边界及制度保护

王豪：在对谈的过程中，实际上最初抛出的问题已经不断地被折叠、再打开，持续延伸与发展，走向了原本提问未企及的深度。相信老师们的上述观点也是对当前许多既有认识的回应。那么顺着胡老师刚刚提及的内容，我们来到了第三个问题，即脑机接口时代数字交往的连接边界问题。面对脑机接口技术，谁能够主动选择去接入这样的机器，而哪些人只能选择被动接入或被迫接入？我能不能选择拒绝接入？拒绝接入这样一种新技术的边界是什么？如果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接入，那我的不接入是否等同于在交往或社会中自动地边缘化了？即便不涉及交流的问题，面对脑机接口对于增强个体认知及能力的这种技术发展趋势，对于不接入的主体，是否需要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有一些前置化的保护？

甘莅豪：

首先，我想延续胡老师和牟老师关于“万物可量化”的讨论，进一步探讨“量化”的哲学内涵。

“量化”这一概念触及我们对“数”的本质理解。它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若视“数”为自然物，那么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加深，从基础的整数到复杂的小数、负数乃至无穷数与各种集合，这些数学工具总是有限的，无法穷尽式地描述世界。这点深刻说明了万物不可量。然而，若将“数”视为一种社会概念，将其理解为人类认知和描述世界的发明物，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数”进行社会性改造。基于此，对于“数”的发明行为将会伴随新事件的发生而同步进化，从而展示出另一种可能——数字生成符号世界，而人类生存于符号世界中，由此“万物皆可量化”成立。

进一步来看，脑机接口的新时代又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关于“数”的发明。“数”的发明、世界的叙事、科学的范式、世界的生成会同步进行，从而导致无论何时“万物皆可量化”。这亦会构成一种循环创新。这个过程既是人类不断突破自我边界的体现，也可能演变成一种循环论证的游戏。但正是在这种游戏中，我们探索并确认了自身的存在与价值。

虽然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循环论证持批判态度，但或许从人类脱离动物性、构建文明社会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已身处这样的循环中。而进入脑机接口时代，这种循环并不会终结，反而很可能进一步加剧：语言、算法、程序、数字构成一个个生成式元宇宙，并彼此串联。随着时间推移、生命形态的迭代与空间扩展的深入，人类将越发沉浸于其中，被抛入这些宇宙——存在、操劳、沉沦和超越。

其次，我想谈谈关于“断连”的问题。现在人类是否拥有“选择断开”的权利？在脑机接口技术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人类是否拥有选择保持自我核心部分（所谓“黑箱”）独立的权利？如果完全依赖技术实现无障碍交流，人类又将如何确保自己的意愿不是外界操控的结果？我们的“自我”能否继续存在？我认为，只要人类的肉体存在，大脑作为这一肉体的核心装置，将始终承载着某种形式的“自我”。这种“自我”可能与当前我们所认知的“自我”大相径庭，但它依然根植于大脑的深层。我们或许依然保留着断开连接的能力，只是断开的可能性相对更小、范围相对更受限。

最后，我想回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及其交往理性理论进行讨论。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对自我的构建将使我们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和理性。然而，人类接入脑机接口，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迷狂或醉酒的状态，这种状态将消解交往理性的空间，影响公共理性的维持和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交往理性并不会完全断裂，大多数人仍能够从中离开并重获理性。当然，也可能存在一些人无法摆脱这种状态，甚至面临生命风险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充分考虑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

牟怡：

我首先想到两个词：第一个是当前热议的“数字断连”。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拥有选择不使用手机或微信的自由，但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压力之下，我们往往很难主动去选择断连，因为一旦断连，可能面临工作中无法联系、社会关系难以维系等问题。因此，我认为在脑机接口技术普及的未来，自由退出或许并不容易。

我想到的第二个词是“数字反哺”。如今许多老年人不得不学习使用智能媒介、使用微信，以便与年轻人建立连接并进行社交。未来当脑机接口技术趋于成熟，我们这一代人在步入老年时，或许也将面临来自新一代的“强制要求”——年轻人可能会认为，我们理应接入脑机接口。在这种情境下，个体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因社会压力被动接受这项技术。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比较悲观。身处其中，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多重压力，并被迫适应某些技术变革。

而针对胡老师关于“脑接通是否必要”的探讨，我认为有必要回到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逻辑来进行理解。在20世纪60年代，“赛博格”概念被提出，其提出背景是当时人类在发展太空技术过程中面临难题——显然，人类的肉体难以在太空环境中持续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技术手段增强人类。延续这一思路，今天脑机接口技术逐渐应运而生。马斯克想去征服太空，但他同样面临“如何增强人类”的问题。分析马斯克的整个科技版图可以发现，他致力于发展火箭技术、探索外太空，并同步推动现阶段人类能够准备的工作。所以，就他目前着力推动的脑机接口而言，更深层的愿景是实现“意识上传”，即我们近年来频繁讨论的“数字生命”问题。“数字永生”和“意识上传”一脉相承，我认为这是发展脑机接口之后，我们下一步要面临的未来。尽管按马斯克的说法，未来十年内脑机接口的主要应用仍集中在医疗和辅助残障人士领域，但我认为，十年之后其重点将更多转向“意识上传”与数字分身等更深层的领域。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讨论很多问题的角度可能要稍作变化。

孙玮：

新技术的发明都会将权力的维度考虑进去，在其发展过程中要规避其可能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第一，脑机接口技术不是单个的技术，应考虑建立该系统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警惕可能出现的各种权力关系的偏差，对此，要形成全社会的监督。第二，弄清楚到底谁拥有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的权力，是更加重要的。第三，整个社会系统围绕着脑机接口都会产生大量的权力问题。我们要考虑更深层、更丰富、更广泛意义上的各种权力与权利，而不是仅仅在个体使用层面思考这些问题。

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指出，新技术在向社会推广的开始阶段确实扩大了阶层的区分。富人、有权的人、精英阶层享受更多的福祉，而底层的人会遭受剥夺、压制，但从长远看，一项新技术亦可能会显示出它的普惠性。因此，面对新机会，我们应该平衡考虑，新技术的普及可能带来普惠的价值，消除或者弱化权力的不平等关系，也为中下阶层争取他们的权利提供可能性。脑机接口同样如此。

四、脑机接口技术的未来进路、潜在风险与权力重构

王豪：刚才四位老师的回答或多或少都涉及本次对谈的第四个问题，即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新的潜在风险，包括隐私保护、权力监管，以及对现有政治规则的可能性影响等方面。这些问题也是当下研究脑机接口这一新兴技术时人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那么，针对这些方面，老师们有什么看法？例如，脑机接口的接入是否可能加大隐私泄露的风险？其对人体的深度介入是否可能改变传统意义上的权力监管方式及范围？该技术对当前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政治规则等又可能产生哪些值得关注的影响？

孙玮：

隐私法律的确非常重要，但首先要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赵汀阳说过，对人工智能的人文主义或伦理批判，只能说明哲学傻了眼，一般的人文主义批判、伦理批判是文不对题的，不能回答人工智能提出的实质问题。我特别赞成。这是一个价值问题，我们要超越人文主义的立场，要搞清楚人工智能发展提出的实质问题——到底什么是“我的”意识，即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对主体性的挑战。如果不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在传统的意义上去讨论如何保护隐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对整个人类的自我认同、自我认知的再造，涉及整个人类社会法则的改变，所以我们要探索脑机接口怎么改变交往方式，怎么改变人类的某些普遍规则，我们要去探索、发现它到底在人类和宇宙间提出了一种怎样的新的人类文明法则。

很多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要超过工业社会，我们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新技术和权力的关系非常复杂，我们要高度警惕新技术和大资本集团的联合。但正如斯各特·拉什（Scott Lash）在《信息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中所指出的，因为技术的变革，批判理论已经失效，真正有力的批判要建立在当前信息社会的现实逻辑基础上。我们要看到新技术以及它与社会嵌合所展开的崭新面向，比如脑机接口作为接入身体的一种媒介，它完全不同于微信、ChatGPT等离散式聚合化的平台，因此它与社会、主体性的关系完全不一样。这种个体化媒介技术的应用敞开了向资本、政治的中心化权力挑战的可能性。当然，我们要高度警惕权力的全面控制，这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只看到任何一面都失之偏颇。

甘莅豪：

我认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聚焦脑机接口这一议题，正是因为该技术的迅猛发展可能使人类交往的基础发生根本性转变，乃至迈向一个全新的技术奇点。从孙玮老师的观点看，这指向对整个人类交往方式产生的颠覆性改变。这种变化会深刻影响人的自我、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社会的理解与建构，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各方面。

进一步在微观层面展开思考，赫拉利曾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中提到，随着人类通过机器实现长寿，人类的婚姻观念也将发生改变。若人类寿命延长至500岁甚至更久，期望一对男女维持500年婚姻关系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似乎都将受到质疑。届时，人生不同阶段拥有不同配偶的情形可能被普遍接受。这进而将对人类的伦理制度和社会观念产生颠覆性影响。因此，步入脑机接口时代，人类对现有伦理观念会进行反思。

在脑机接口时代我们对“权力”的理解将会有所变化。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许多人倾向于努力向上攀升，掌握更多资源与社会资本，这被普遍认同为一种人生追求。然而，在脑机接口时代，这种情况可能改变。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理性化与科层化的结构，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成为这台庞大社会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只有那些拒绝完全嵌入系统、拒斥这个科层制的人，如庄子所倡导的那种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理想状态，才能保持自我和自由。与此相反的是，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鼓励个体通过“克己复礼”实现与制度的高度契合，从而在科层制中对社会和家族有所助益。“连线大脑”时代，也会出现诸如儒家、道家这类不同的选择取向。儒家鼓励人们成为“连线大脑”系统中权力的上层，而道家则鼓励人们断连，逍遥于天地之间。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儒家追求的最好阶段，也可能是拥有断连的权力，因为这也许是“连线大脑”时代一个更高阶层才具有的权力。

此外，在脑机接口时代，人类需要通过机器实现大脑间的连接，这必然涉及对神经突触放电信号的解读。这一过程需要将生物电信号转化为物理电信号，进而转化为语言编码符号，这是一种便于他人理解的双向编码过程。这个过程暗示着在脑机接口中将会存在大量的数字人。这些数字化的个体将不再依赖于人的肉身，他们在虚拟世界中生存，同时具有主体性，甚至可能与真实人类建立情感关系，在这个环境中永存。

这样的转变也对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向死而生”的概念构成了挑战。如果人类实现了数字意义上的永生，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向死而生”？这将导致存在主义哲学史上的一次颠覆性反思。我们之前讨论的自我问题、主体问题和情感问题都需要被重新思考。

牟怡：

隐私问题固然重要，但它可能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隐私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并成为公共议题，是因为它具有可监管性。相比之下，一些更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则往往无法通过监管或表面化的手段解决，因此常常被遮蔽或忽视。从这个角度来看，隐私问题的重要性或许被高估了。此外，脑机接口时代的隐私问题与当前大数据时代算法的隐私问题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人们的隐私观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演变的。例如，一万年前，人们在刀耕火种的集体生活中，几乎没有隐私可言，所有人都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隐私权的概念逐渐被提出、被重视。一百多年前，两位年轻的美国法学家在《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以应对微型相机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他们担心用相机拍摄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个人照片会严重干涉个人的隐私。基于这样的技术背景，隐私权的概念应运而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我们对隐私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例如，未来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普及，当下我们认为重要的隐私问题，如手机定位、App使用情况等行为数据，可能会变得不再那么敏感。到那时，真正的隐私可能是我们的意识冲动。因此，我认为隐私问题确实很重要，但可能并非最重要的问题。

胡翼青：

谢谢三位老师提供的精彩观点，它们让我很受启发。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中谈及，我们的世界未来到底会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还是类似《1984》中描述的监控世界？我认为人类世界不可能只是二分法。从某种意义上讲，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技术实现时，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例如资本的力量。因为资本总是流向最能自我复制的领域。虽然脑机接口技术在帮助残障人士康复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和市场前景，但我不认为它在人与人交流的层面有同样广阔的市场，因为它与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人们越来越希望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而不是像《阿凡达》中那样通过一个世界中心节点实现与所有东西的连接。这样全面的连接不仅公众不愿意接受，我认为统治者可能更不愿意看到。如果所有信息都能通过脑机接口接入，那么未来隐私泄露风险最大的肯定是权力精英，是看不见的社会顶层，而不是普通民众。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物极必反，没有任何社会力量愿意推动脑机向《黑客帝国》的方向发展。

我同意牟老师的观点，数字永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所说的竞价排名的产业，更优先考虑富有的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在数字永生的框架内，人们追求个体的永生，因此，这必然具有广大的市场。但这并不需要通过脑机接口技术来实现，后者并不安全，也不便利，而且无法评判其未来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从今天智能体技术的发展来看，它已经对数字永生的巨大市场觊觎已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等领域，我们看到了花开花落、潮起潮落，其背后的力量主要还是在于资本层面，技术的发展依然取决于其推进资本增值能力的强弱。当然，这也不绝对。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需要脑机接口完成一些重大而特殊的任务时，比如对抗像三体这样的外星文明时，脑机领域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在投资和回报方面具有巨大市场前景的领域。

我认为即便将来脑机接口的应用变得非常广泛，它也很可能成为特殊人群的专属产品。脑机接口将成为稀缺资源，成为社会上最强大阶层的工具和手段。准确地说，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脑机接口，而拥有它的人将连接到一个庞大的资源平台，从而获得比其他人更大的行动力，成为新世界的特权阶层。我一直认为，每一项技术的推广和采纳，最终都很可能会孕育出技术的特权阶层，正如当下的OpenAI团队一样。

因此，我认为脑机接口技术的发展不太可能像马斯克所说的那样造福于人类，相反，它很可能培育出一个像马斯克一样的看不见的社会顶端。加州意识形态对于科学技术的激进看法，总是如此吊诡：它的开端永远是造福全人类的救世主叙事，但结果最成功的产品永远都是资本复制资本的机器。所以造福于人类的话术常常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的遮羞布。昨天，我们南大新传读书会讨论了《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Dirty Work：Essential Jobs and the Hidden Toll of Inequality in America）那本书，大家会发现关于道德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话语主体拥有多大的资源和社会权力。社会的底层是谈不上有道德的，恐怕也谈不上有什么隐私。新技术将带来新的社会阶层，也会重新定义什么是“脏活”，什么是“看不见的社会顶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新技术正试图将它设计的未来强加在我们身上。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未来世界依然会处于一个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框架内，经历潮起潮落。因此，我们的未来世界可能既不是《1984》，也不是“美丽新世界”，而是这两者之外的多种可能，是一种“既是/又是”的世界。

（注释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王豪,胡翼青,牟怡,孙玮,甘莅豪.连线大脑将如何重塑人类交往方式？（学术对谈）[J].现代出版, 2025(9): 54-71.

CY/T 121-2015王豪、胡翼青、牟怡、孙玮、甘莅豪：《连线大脑将如何重塑人类交往方式？（学术对谈）》，《现代出版》2025年第9期，第54页至71页。

MLA 王豪,胡翼青,牟怡,孙玮,甘莅豪."连线大脑将如何重塑人类交往方式？（学术对谈）." 现代出版.(9)2025: 54-71.

APA王豪,胡翼青,牟怡,孙玮,甘莅豪.(2025).连线大脑将如何重塑人类交往方式？（学术对谈）.现代出版,(9),54-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