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全球1%精英的专属庆典吗？

今日快讯 2025年10月05日 10:11 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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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诺贝尔奖得主的群体特征似乎表明，我们的政治、教育和科学体系中充满了固化的壁垒与偏见？

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第一次授予人工智能领域的大师。

化学奖似乎在致敬“AI赋能科学的变革之力”。

2024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大卫·贝克(左)、德米斯·哈萨比斯(中)和约翰·江珀(右)

谷歌DeepMind的计算机科学家德米斯·哈萨比斯(Demis Hassabis)和约翰·江珀(John Jumper)共享一半殊荣，其开发的AlphaFold2能根据氨基酸序列预测蛋白质结构，颠覆研究范式，迄今已用于预测近2亿种已知蛋白质的结构。另一半奖项归属生物化学家大卫·贝克(David Baker)，表彰其以计算方式、用AI工具设计出前所未见的蛋白质三维结构。（详见）

物理学奖争议更大，因为传统不会把人工智能算入物理学范畴。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左)和约翰·霍普菲尔德(右)

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与物理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John Hopfield)斩获此奖。前者拥有心理学背景，长期从事AI研究，其开发的“反向传播”技术作为机器学习的关键组成部分，使神经网络能够自主学习。凭借该项成果，他于2018年获得计算机协会颁发“计算机界诺贝尔奖”图灵奖。霍普菲尔德的贡献更加“物理”，其创建的霍普菲尔德网络和玻尔兹曼机基于统计物理学思想，现已成为人工智能的一大基石。（详见：）

很多人都在争论2024年诺奖是否重构了物理、化学和AI的学科边界，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归属则让一些人重温老生常谈的话题，即在科学突破越发注重协作融合的当下，“每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多只能由三人分享”的规则是否合理。

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维克多·安布罗斯(左)和加里·鲁夫昆(右)

获奖者维克多·安布罗斯(Victor Ambros)和加里·鲁夫昆(Gary Ruvku)关于微小RNA的分子发现与机制阐释工作绝对值得最高荣誉，但也有人指出：与安布罗斯缔结婚姻的罗莎琳德·李(Rosalind Lee)是被忽视的重要贡献者，是那篇被引为评奖依据的1993年论文(《细胞》第75卷第843页)的第一作者。

当然，我们不能仅凭第一作者身份或与末位作者的婚姻关系就草率判断她本该分享荣誉(她本人也表达了这种观点)。但此案例无疑凸显了科学奖项评选的深层问题，例如怎样认定团队贡献？再如是否默认实验室负责人必然功勋卓著？

安布罗斯(左)和罗莎琳德·李(右)

另一处使人警觉的人口统计学现象是：2024年的七位自然科学奖得主全是出生或居住于英国、美国或加拿大的白人男性。要知道，这三个国家的白人男性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8%。

2024年，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保罗·诺沃萨德(Paul Novosad)与同事发表文章称，他们在调查历届诺奖得主父亲的收入水平后发现，超过半数获奖者来自财富前5%的家庭，而非均匀分布于各阶层。

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结合其他人口统计学数据，甚至可以得出“科学界至高成就似乎只能由不足全球人口1%的群体达成”的结论——难道有且仅有这一小撮人是先天科研圣体吗？

诺贝尔奖如棱镜般折射出科学界的系统性偏见以及平衡竞争环境所需举措的缺失。

西方国家的非白人群体一直以来都面对着社会不公，在科学领域被排挤、受挫折的情况屡见不鲜，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全球北方国家(Global North)只占世界1/4人口，却拥有80%的财富，并在政治经济领域主导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前者持续通过资源掠夺、剥削压榨和跨国合作从本就底子薄的国家吸取财富，许多南方国家的学者缺乏设备资源，无法参加学术会议，甚至无力订阅期刊，当然难以完全发挥潜力。

上文提到的“全球北方”概念泛指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在全球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南方”则泛指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它们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常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诺奖的性别失衡问题一直很严重，或者说，科学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至今未见改善。

数据显示，男性科研工作者较女性更有可能获得资助，平均资助金额达到后者的近两倍；学术机构也更倾向于聘用和提拔男性雇员，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为例，其科学相关岗位的女性雇员占比仅15%，要知道，CERN的女性用户占比就有22%。

人工智能必将在科学领域扮演更深刻而复杂的角色。对于诺贝尔奖主动突破传统学科边界，顺应科学发展新潮流，我们当然感到欣喜。但获奖者群体身份背景的单一化特征，无疑折射出当前政治、教育及科学体系中令人忧心的问题。

我们能否重塑偏向富裕阶层的现有体制，更着力帮助年轻人攀登科学高峰，尤其是那些弱势背景的群体？

试想，当年轻学子看到学术成功并非那1%精英的专利，这不仅将激发后浪潜能，令科学受益于越发雄厚的人才储备，更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作者凯特·肖（Kate Shaw）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从事粒子物理学研究，是一名粒子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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